贵州放生鸟类化解牢狱之灾，家养龟放生有生存能力吗
数字表明，岳麓书院比法国创建最早的大学巴黎大学的前身索邦神学院的创建要早281年，比英国牛津大学早300年。当西方不只读习圣经，而开始研习君主论、国富论、社会契约论和各式的自然科学的理论时，我们还沉浸在康乾盛世的光环中，以单一的思想模式陶醉在论语的字里行间，或在书院中或在私塾中咏颂不已，乐此不疲。我们这个民族深明中庸之道，最善于变通，几千年的一切都可用中庸之道变通，并说得头头是道，唯独缺乏了变通治国之本的勇气。
非但没有变革，反而是使儒学逐渐僵化了，僵化成为了一种说教，到最后只成为了八股文的理论依据。治国者在开始他们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前，都曾在这样的书院中或与书院一样的讲堂中研习八股文的写法，治国之人只知八股，排斥舶来的学说，排斥新生的观念，治国之策也只依八股文而行了。儒学僵化到这种地步，自然也就忘了孔子曾经求教过的老子还有“道可道，非常道”的教诲。
当腿不能打弯的蛮夷，用坚船大炮打开那扇之前从未向他们平视地开启过的大门后，中国人失去了几千年的大国的自尊。突来的变故之下，曾经潜心研习四书五经的士子，或顽固不化到依然妄自尊大，或开始了偏执狂似的自省。如对待一间因门窗损毁而进来豺狼的房子，尊大者认为门窗是好的，是豺狼过于狡猾才得以进来，偏执者要拆除房子，另造新屋。近百年的论战和实践，证明了我们无力也无权拆除那间房子，更不能昧心地一味的袒护这本已破损的门窗。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房屋现有的框架，筑起坚墙，更换门窗和不适用的部件，让那房子更宽敞明亮，更坚固耐久。这种传承与创新的结合，这也该是我们今天对待儒学在社会范畴里的作用的态度。我们正在这样做，不但在中国，还在海外建立了多个孔子学院传扬国学。
在这个院落里，曾聚集过这个民族最优秀的精英，或开坛讲学或著书立说，著名理学家朱熹、张栻、真德秀、魏了翁等曾讲学于此。先哲们用自由讲学的风气，用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培养出大批具有高尚的道德人格的人才，也为当时的各王朝的政坛送去了一缕新风。
当意识到落伍，在这个民族处于风雨飘摇的年代，无数先贤们经过了刻骨铭心的痛楚之后，回归到这座宁静的书院中思索、探寻，当他们走出了这个院落，以“为天地立心，为人民立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引领着古老的中国的变革和图强，历经百年，终于迎来了华夏民族的浴火更生。
岳麓书院，千年学府，让我们骄傲，敬仰，但留给了我们更多的是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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