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放生，为何放生
民国已经成立，人间佛教对于民国国体的认同并没有直接导致强烈的民族主义叙述，他们对现代性的政治了解并不需要特别考虑民族解放的意图，除了在特殊时期，民族主义的考虑会浮上台面。如在国民革命时期，他们以反帝国主义及其在国内的代表军伐来定义民族主义的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又表现为佛教护国救世的方式来“服务国家”。[1]民族主义的议题虽然获得了一般的肯认，但在人间佛教的现代性论述中并不象自由、民主这些现代性的价值那样重要地被触及，而经常是被低调地处理。特别是当这种民族主义被赋予了一种佛教“无我主义”的解释时，民族主义就成为一种和平的和非本质性的概念，因为民族主义自我建构所赖于存在的那个紧张的“他者”被消解掉了。[1]太虚在讨论三民主义时，就批评了激烈的民族主义，认为民族主义讲得太过，容易“偏为”一种国家主义。[1]他好象意识到了民族主义对自由原则所构成的某种潜在的危险。借贺拉斯·B.戴维斯(Horace B.Davis)对于不同民族主义类型的区分理论来看，中国人间佛教坚持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启蒙的民族主义”， 戴维斯认为，虽然这种民族主义一定意义上有反殖民主义的形式，而由于对传统价值的坚持因经常与历史进步的条件不一致，这种现实的两难困境：“是把民族主义看作一种理性的、世俗的和现代的运动呢，还是强调更为独特的民族因素，------”[1]太虚他们在民族主义内部与现代性之间所选择的最终是理性的、现代化的主题。有意味的是，中国人间佛教在现代性的政治运动中所警惕到的那种民族主义的危险，却恰恰发生在日本现代佛教的政治叙述中。